金碚 史晋川 李迅雷 杨瑞龙 毛振华 刘凤良 钟正生联合解析：“六保”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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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期）于线上举行。百度APP、新浪财经、网易财经、凤凰网财经、搜狐财经、WIND、中国网等多家媒体平台线上直播，同时在线观看人数逾140万人次。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六保’可持续性的关键是保市场主体”，知名经济学家金碚、史晋川、李迅雷、杨瑞龙、毛振华、钟正生联合解析。

论坛第一单元，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就以下四个核心展开：

一、“稳就业”、“保民生”是当下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二、政府与市场主体：稳就业保民生的两个主体；

三、行政化逻辑（输血）与市场化逻辑（造血）：保市场主体的两种方式；

四、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形成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

首先，报告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与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进行了梳理。报告指出，今年5月22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面对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的不确定性，政府报告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而要集中精力抓好“六稳”与“六保”，特别是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稳住经济基本盘。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政策安排，不仅是因为从2010年底开始我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的态势，更是因为在疫情冲击下，我国GDP出现断崖式下降。除此之外，国际机构一致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这也给我国外贸与经济复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目前就业形势非常严峻。这不光体现在失业率有所上升上，更重要的是包括登记失业率等在内的现有指标不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就业状况。由于对农民工这一群体缺乏较好的数据统计，导致有部分隐蔽性失业没有统计在公布的失业率之内。

第二，保民生必须稳就业，稳就业就必须保市场主体。保民生的关键是保就业。保民生当然可以通过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政策来实现，但受制于财政等约束条件，可持续的民生保障还是要靠就业来实现。而稳就业的两个主体就是政府与市场主体。

在政府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批基础设施等投资计划直接创造就业；财政可以通过减税降费、财政补贴等政策来降低企业成本，中央银行可以通过优化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政策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从而帮助企业改善经营条件，维持乃至增加员工的雇佣。

要稳住就业，就必须避免出现企业倒闭潮，让企业能活下来。特别是要实现新增900万就业人口，就必须让企业保持一定的投资率，维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经测算，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要实现新增就业人口900万，GDP增速大约要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上。企业活不好甚至活不了，就业就稳不了。

第三，保市场主体无非有两个路径或者两个逻辑：行政化逻辑与市场化逻辑。所谓行政化逻辑，就是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行政手段、救助政策，针对某一个行业或者某个特定企业给予特定的救助，它的逻辑就好像给企业输血一样。与之对应的是市场化逻辑，市场化逻辑无非是要通过改变某些市场条件或者某些制度环境来激发企业的活力，进而保住市场主体，类似于以“造血”的方式激发企业活力。

毫无疑问，在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情况下，短期内以行政化逻辑为主对企业进行救助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行政化逻辑是动用政府干预的方式为企业输血，具体包括对企业减税降费、给企业特别补贴、通过行政办法给予企业特别的贷款优惠等。这些办法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如果把疫情控制转化为常备体制以后，行政化救助手段还是否有效？这还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救助对象是否合适；救助是不是及时；救助政策是不是精准；救助政策实施是否畅通。

以“输血”的方式保市场主体尽管短期内见效比较快，但其可持续性存疑。在短期内行政扶持企业有可能让企业暂时摆脱困境，但从中长期看，会导致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赖。特别是政府的干预有可能自我强化，短期内超常规行政干预体制有可能长期化，最终影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第四，稳就业、保民生的长效机制在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要通过改变某些市场条件、某些体制因素，通过市场的力量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首先，应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更加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其次，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增长动能转换，为企业创造新的投资机会；最后，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

市场环境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外部条件，企业能否活得更好关键还是取决于企业自身机体是否健康与有活力，而这又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关。对于国有企业，要以分类改革的原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并且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除此之外，要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

目前我国有大约3000万个中小企业，7000万个个体工商户。对于这些企业，除了出台必要的扶持政策外，关键要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一是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排除所有制歧视，实现各类所有制主体公平竞争。二是建立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论坛第二单元，与会嘉宾发表了精彩演讲。

首先，与会嘉宾对“六稳”“六保”的工作难点展开了讨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金碚认为保就业、保民生，最后还是要落实到企业竞争力、收入能力以及增长能力上，要使政策本身体现它的公平竞争，把普惠性的政策和选择性的政策较好地结合起来。

从经济学上讲，就业是为了收入，实现民生的前提也是获得一定收入。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有收入。收入可能有两种，一种收入和增长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收入的转移且宏观上并不创造增长，但它可以解决民生和就业；另外一种收入增长和就业、民生是高度相关的。企业的本质就是要创造收入，创造收入就是增长。现在的问题是企业遇到了困难，实际上从增长的逻辑、收入创造的逻辑来讲真正对企业是援助而非救助。企业碰到了某些困难，针对于这些困难政府来进行援助。要保市场主体，逻辑上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普惠与选择性之间的关系。要用市场经济的思维进行援助，抵消疫情产生的滞后的冲击，不可能将所有企业都保住。另一方面，疫情中间会产生很多的新的事物、新的就业形态，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可以采用新的就业方式，具体包括是个体、甚至是个人的方式，也可能通过网络及其他途径。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在“六稳六保”中企业主体非常重要，对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除了对就业者和消费者家庭的影响之外，企业的生存状况还会对其他行业产生影响，进而波及我国金融系统。疫情以来一些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甚至是倒闭的现象，这已经对我国金融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债务偿还方面的金融风险已经明显放大，尤其是在浙江等省份。受到疫情影响，上半年新发生的不良贷款额增加较快，它影响到银行、金融机构的数万笔延期业务。这种传导机制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内体现尤为明显。第二，保市场主体是底线思维，到底要保多少，统统都保还是保必须保护的一部分？保市场主体的底线到底有多低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可以对采用行政化逻辑还是市场化逻辑对市场主体进行救助这个问题进行优化。第一，可以将更多的援助投向中低收入阶层。我国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左右，这一部分人是中国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援助改善民生，企业发展就更有基础。第二，两种逻辑要相互配合。市场化逻辑的重要举措就是要推进改革，使得经济结构更加完善。中央财政特别国债的钱要直达地方、银行要让利、国有企业要多上缴利润，实际上这也是国有企业间接支持民营企业。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金融领域的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认为，保市场主体要进一步聚焦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对于具体措施，首先是财政直接注资给中小企业，包括对某些重点项目进行补贴。政府可以根据情况和条件，在谈判基础上对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给予一些帮助。在市场化举措方面，可以发放定向消费券，鼓励消费者消费一些当地中小企业的项目，保证当地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运转资金来源。当务之急是加大产业应急性支出力度，这是我们的底线和应对措施。同时要把握应急措施与中长期特别是长期的体制机制建设之间的平衡。

原财新智库董事总经理钟正生指出，保护市场主体固然有利于就业，然而不对消费者进行救助，可能会影响到有效需求，进而影响到企业生存，这是一个需要平衡好的问题。钟正生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盈利以及投资做了充分的解读，认为对于保护民营企业可以采取两点措施：第一，要用市场逻辑对民营企业进行保护，让民营企业有更多调整和实验的空间；第二，要改善体制机制，借鉴打造外资营商环境的经验。从保就业、保民生的角度，显然民营企业是更需要关注的主体。

基于对疫情形势的判断，各位专家就保市场主体这一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

金碚认为，未来中国经济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要回答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的问题。而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区别对待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其次需要关心的才是补贴、价格的形成、信息获得等问题。我们在应对疫情带来的系列问题的时候，既要有短期的思考，更要有长期的方向。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要思考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在保就业、保民生上需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援助，然而民营企业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的根子，就是能否真正达到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去拥护经济全球化、走向自由贸易。

史晋川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论述了保企业主体的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应该把短期推出的一些市场化救助机制长期化、制度化来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解决民营中小企业困难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些方式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比如利用现在的互联网的现代共享制平台，鼓励企业去进行研发设计、去做品牌营销，进而更好地建立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更好地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样企业在渡过疫情困难之后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更高的发展起点。

李迅雷认为，要进一步保市场主体需要更好的营商环境。一味去救助中小微企业并不理性，长期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多是在制度层面发力，使得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公平合理。对中小企业提出的一些条件，以及市场中存在的明显的不公正、不公平的情况，还需要有进一步改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简单的合并使其做强、做大、做优基本都缺乏成功的案例，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市场化机制来进行。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跟股权激励、市场化薪酬体系、严格的市场化考核机制相关联。

毛振华认为，现在对中小企业的救助要和前一段时间开展的清理“僵尸企业”有所结合，要坚持优胜劣汰，不能让“僵尸企业”复活并进一步占用资源。在保市场主体、尤其是对中小企业进行救助的过程中，应该有对价和契约精神。对价的核心就是就业指标，所以所有接受救助的企业要有所承诺，需要完成一定的就业指标。并且建立起救助前的考察和救助后的评估体系。

钟正生指出，要把短期的纾困解难政策与中长期的政策结合起来。对于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可以适当付出一些短期的成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未来长远利益。如果一些措施的中长期效果不好，那么短期救急的投入也就不要太多。另外中央在采取救助政策的过程中，应该由市场决定哪些企业可以活下来。现在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慢慢地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财政政策上，等到企业纾困之后，自行决定是否要进一步扩大投资和经营。

论坛第三单元为媒体提问环节。

China Daily记者：怎样看待今年的外贸外资形势？如何稳住外资外贸的基本盘？

钟正生:中国出口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比较稳定，然而外贸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东盟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地区，其次就是很多低端产业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点像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我们要做大产品、做大市场，可以更多地选择向第三方敞开市场。这样我们的基本盘还是能够维持得更加稳定一点，在全球贸易和产业链的冲击下，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缓冲。

史晋川:虽然中国外贸在世界整个贸易体系中基本盘没有变化，但目前市场正在调整。疫情与中美经贸关系给我国外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下半年外贸和外资可能不能继续保持六月份的势头。外贸发展可能还是要寄希望于内需的提升，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进一步发挥作用。

李迅雷：今年上半年外贸表现超出预期，一方面是由于其他国家疫情比较严峻，我国防护用品出口较多。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错位，在中国的疫情得到很好控制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疫情还比较严峻。为了促进外贸进一步发展，需要扩大内需。此外中国还要加大融入世界的力度，继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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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由人大副校长刘元春，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杨瑞龙及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领衔，季度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亦举办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发布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报告；不定期举办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对中国宏观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动态追踪研究。